中国90年代的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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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 19:10:15] 来源:http://www.dxs56.com 社会实践报告 阅读:8186次
在1989年的巨变以后,美籍日裔思想家福山提出“历史的终结”的看法,认为冷战后两个世界对峙的格局已然消解,意识形态已经失效,那种对立的历史已终结,剩下一种自由民主的精神在延续。与此相对,在中国的政治思想界则提出了“反和平演变”。从这一相互对立的看法,可以看到,80年代到90年代,从激进主义的思潮到反激进的保守主义思潮的内在理路。
严格地说,90年代初的保守主义思潮与80年代的激进主义思潮有着根本的区别。一般而言,存在两种激进主义:一是政治激进主义,二是文化激进主义。二者既相联系,又有着某种程度上的区别。
(一)政治激进主义。
激进主义话语大体可分为权力神话、政治神话、意识形态神话。其基本特征在于总是从国家政治的控制具体实施上着眼,强调消除纯粹个人的价值意向,而将个体整合到整体性的权力机器上去。
权力神话。这是激进主义最具特色的特征,它表现出一种理想的浪漫激情,这是因为,激进主义大多接受了一种乌托邦理想,强调知识分子的自身角色、政治认同、意识形态、历史观念等都要与一种激进的、中心的、为未来乌托邦而努力的姿态,其理论底蕴是进步和理性,坚持未来比现在更美好的历史观,对未来充满着历史乐观的看法。然而,权力神话在对未来、对理想、对乌托邦具体展开的模式中,却过分重视权力甚至暴力,即一个阶级集团对另一个阶级的革命剥夺式的血与火的斗争。因此,这种权力、暴力、武力使权力神话在其社会实践运作中,往往出现一些与专制和独裁难以割离的联系,所以也每每为学者所批评。在20世纪尤其是90年代,冷战结束以后,人们对激进主义的权力革命神话的合法性加以质疑,激进神话日益失去人心,成为反权威和丧失客观价值尺度的社会历史剩余物。
政治神话。其强调政治的权力运作,以及对现实的多种力量的控制,不管是话语控制、政治控制,还是社会集团、宗教信仰的控制,都统统纳入政治权力运作之中。 80年代的激进主义在政治神话上表征为一种政治体制的转型,使政治与经济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然而,在政治激进主义方面,人们感到经济的进步并没有带来政治的体制性改革,政治在其改革过程中没有实现自己的承诺,也没有改变现实的本质。在政治激进主义中,更多的是一种政治的宣传说教和话语灌输,而在后冷战时期整个世界的经济大潮之中,政治话语开始走向式微是有目共睹的。
意识形态的神话。意识形态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因为其在冷战时期成为不同观念的得心应手的工具,使得今天消解意识形态的风气仍然十分盛行。一般而言,意识形态具有两种主要功能,其一是用抽象的理念代替真实的现实状况,用空想的美妙方式设定一种虚构方案以解决当下复杂的现实问题,因而具有乌托邦的功能;其二是借以宣传某一政治集团,并将这一政治集团的利益解释成为大众的利益(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还存在彼此对立的多种不同看法,起码阿尔都塞就提出有七种意识形态。而特里·伊格尔顿在《意识形态导论》(1991)中,则列出了16条关于意识形态的不同定义。意识形态的关键仍然是权力合法性的建立和权力正当性的阐释问题。也就是说,意识形态神话总是使得知识者不断地追问:处于意识形态网络结构中的权力运作,扩展到各自不同层面和社会部门的形态是什么?这种多样性控制的策略以及权力机制效应和内在关系是什么?在改革时代,政治权力能够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从经济改革中推导出来吗?而且,意识形态怎样才能消除冷战思维模式,而走向新的权力阐释理论。
在我看来,权力话语总是具体的权力,并在历史进程中体现出来的,每个人都与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现实社会中的各种权力或部分或总体的转移,使政治权力的控制和整合得以确立。这意味着,一切造神的神话在新的社会发展中已经正在丧失其合法性,如何走向真正的对话,走向社会均衡全面的发展,实在是值得人们思考的重要事情,并应尽早进入公众论域的言述中。
(二)文化激进主义。
文化激进主义大抵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又对西方现代文明持怀疑保留态度,而希望以文化重建的方式建立新的文化理想秩序。其基本支配了20世纪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的文化命运,并影响了20世纪的文化进程和其发展的目标。文化激进主义与政治激进主义紧密相关,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现代性启蒙”,一是“道德理想主义”。前者重在“破”,后者重在“立”。
现代性启蒙。现代性启蒙是一个重要话题,对这一点,不同哲学家有不同的看法,康德提出了“何为启蒙”,福科同样提出了“何为启蒙”,这是两种对人、对历史、对理性、理想的不同观念的纠结。现代性启蒙的核心是乌托邦情结,这是启蒙以来的一种最为普遍心态。启蒙的知识精英以“启蒙”为旨归,以追求知识为根本目的,在现实中追求超验事物,并企求在意义和象征世界中,解决世界人生重大问题。
启蒙知识精英的合法性在于他们似乎掌握着“启蒙”话语权,这种合法性导致他们必然以乌托邦为其依据而批判现实,并在批判现实中“造神”。然而,这一话语策略使古今中外的启蒙者常常掉进一个陷阱中,即将批判性锋芒集中指向对象,而忘掉指向自己和指向自己“背靠”的根基。于是,他们在谈论时代政治的同时,自己常常变成为这些问题的一部分——其批判意识成为了批判的对象。于是,由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神话,终于走向了这一神话的“消解”。
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成为现代性启蒙转型的节点。法国的解构主义思潮风靡一时,取代了启蒙乌托邦。于是,启蒙者从“介入型”,如萨特那样走在民众前列去呼吁真理的神话,变为介入与非介入之间的“中间型”,如在讲坛、沙龙里仍就自由解放高谈阔论。却不再有唤醒民众的热情行动;再变为“非介入型”,即像德里达、福科、罗兰·巴特那样由现实退回到书斋,在文本世界里消解话语结构,打破语言牢房,颠覆意识形态神话,抵牾所有重建理性的企图,在哲学话语的“游戏”中,掀起书本世界里类似前苏格拉底雅典诡辩学派的喧哗声。乌托邦崩溃了,启蒙者精神出现了空场,“解构策略”似乎从“边缘”滑向了“中心”而成了新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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