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小二黑结婚》相比，《刘巧儿》如出一辙。这两出分别以男女主人公命名的戏剧，不仅都是发生于解放区的婚姻恋爱故事，而且故事的结构、结局、人物设置、矛盾冲突等都极其相似。巧儿那段表露心迹的唱段基本就是小芹的"清粼粼的水来蓝格莹莹的天"的重复。赵振华也是模范，因此《刘巧儿》也是"英雄美女"的传统模式。这两出戏，展现的都是一幅明丽清纯的乡村前现代的田园风光：单纯的女性、富于民歌风的抒情曲调，简单的矛盾线索和类似于部落"酋长"式的裁决，大团圆的结局等，都适于农民的接受趣味。但值得注意的还有下面两点：第一，对妇女命运的改写与承诺。无论是小芹还是巧儿，她们都不再是悲悲切切、命运任人宰割的传统妇女形象，她们不再听命于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即使是与异性青年一见钟情也摆脱了约会偷情不思茶饭的闺怨，而是积极主动，努力争取，充分表达了解放了的女性的开放与觉醒。这一承诺调动了观众的想象力和青年对个人未来婚姻命运的憧憬，在现实的婚姻关系中获得了另外一种允诺。而这一允诺实现了观众的心理期待。特别是青年妇女，在小芹、巧儿具有传奇色彩的民间爱情中实现了个人的内心向往和愿望。这是这两出戏受到民众欢迎的深层观赏心理。至于这一承诺是否能够实现，作家的这些想象具有多大程度的真实性和合理性，并没有人发出质疑，它甚至在观众热情投入的观赏和想象中完全被忽略了。作家对女性命运的改写与承诺不仅投合了大众的审美趣味，同时也控制诱导了大众的审美取向，实现了"寓教于乐"的艺术策略。

　　第二，无论是小芹还是巧儿，她们命运的改变和愿望的实现，最重要的并非取决于她们个人的愿望，事实上她们个人的意愿都遭到了强大的对抗性力量，如果仅凭她们势单力薄的个人意愿显然是无从实现的。重要的是，她们的个人意愿有了政治保障，她们的背后有一个强大的人民政权。《小儿黑结婚》中的区长、《刘巧儿》中的马专员，作为权力的象征不仅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同时也是正义和公理的化身。传统的"清官"意识在这里又一次得到了宣扬。刘巧儿再想嫁给赵柱儿，她仍然无能为力，但政权的介入使她实现了这一愿望，从而也实现了"人民政府为人民做主"的主题需要。

　　这些作品进入城市，不仅让城市市民目睹了乡村的新风尚，目睹了中国农村新的"奇观"，事实上它们也带来了关于社会主义的文化思想：依靠人民政府是解决日常生活问题唯一的保证。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现代都市文化熏陶的城市市民，对小芹和巧儿的婚姻故事，虽然不免感到简单，但那里蕴涵的新的生活和生动健康的生活情调，毕竟是新鲜感人的，它对所有的人都可以构成想象和憧憬，是不难理解的。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心理接受，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不动声色地占领了城市十分有限的文化市场。

　　这样一种文化形态，使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追求，一开始就面临着一个难解的悖论：无论是"五年计划"、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 超英赶美"等等，事实上要求的都是迅速地积累起社会主义的物资大厦，改变落后贫困的国家状况，不仅能够与帝国主义的威胁相对抗，而且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是，传媒所表达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恰恰是反对作为现代化表征的城市文化的，它不仅把城市与资产阶级想象为一种天然关系，而且致力于农村文化对城市的移植，努力培育城市市民乡村的文化趣味。这一矛盾、悖反的现象，不仅限制了城市文化的发展，而且也无意中造就了国民虚假的乡村崇拜的思想趋向和文化趣味。这一状况事实上至今仍以不易察觉的方式延续着，中央电视台历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大量的、久盛不衰的小品，就是典型的农民文化代表，它表现出的调侃、热闹、风趣、小机智乃至滑稽，蕴涵的恰恰是农民文化中最不值得张扬的东西。另一方面，当城市文化久被压抑之后，一旦有了时机，它便以无规则的方式诉诸以疯狂的报复。90年代之后，大量的文化垃圾在"文化多元论"的遮护下，在市场上大行其道，就是城市文化久被压抑后"疯狂报复"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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