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有罪推定理念向无罪推定理念转变

　　有罪推定是一种先入为主的认识过程，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主观主义的思维方式，是从理性直接到感性的认识方法，这种认识是与真理的发现背道而驰，因而是不可能正确的。而无罪推定的思维方式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在没有调查取证之前我们不能将嫌疑人视为有罪之人。在执法过程中有罪推定的思维方式主要表现为：

　　1.认为犯罪嫌疑人等于有罪之人。如在侦查阶段只要有人举报，只要一立案侦查，对方就肯定是有罪的；再比如我们在审讯时习惯上总是一开头就问：你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潜台词就是：你没有问题我们怎么会找你，这就是有罪推定思维下的一种潜意识；在审查逮捕阶段，对某些证据不符合逮捕条件的案件，总认为反正是有罪之人，捕了总不错。这些表现恰恰是“有罪推定”在作祟。

　　2.认为嫌疑人的辩解等于抗拒。一是剥夺嫌疑人的自我辩解的权利，将自我辩解视为逃避罪责。二是滥用诉讼程序，诸如刑讯逼供、诱供、指供，一旦嫌疑人“拒不交代”就上措施，名曰加大审讯力度，实则危害被追诉者的人权，以至造成冤假错案。三是疑罪从轻，对于某些社会影响较大，被害人情绪激烈，上层领导关注的案件，明知证据不足但为了所谓的社会稳定，对证据不足的案件不是作无罪判决而是作轻罪判决，美其名曰“好歹保了一条命。”

　　3.认为嫌疑人不能证明自己无罪就等于有罪。一是侦查部门总会产生“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没有犯罪”的诘问，这种问话在审讯笔录中常常可以看到，侦查人员认为证明嫌疑人无罪的责任者是嫌疑人而不是侦查者，事实上这严重违反了“谁主张、谁举证”的责任分配规则；二是在侦查过程中，只收集有罪、罪重的证据，不主动收集无罪、罪轻的证据；三是在公诉过程中向法庭提供有罪证据，对案卷中明显存在无罪、罪轻的证据不举证，或不移送；这些都与“无罪推定”原则格格不人。 www.dxs56.com

　　4.认为证据不足不等于无罪。在有罪推定的思维定式中，追求的是“实体真实”而不是“法律真实”，所希望达到的结果是空中楼阁式的实体正义，而不是证据规则指引下的“法律正义”。因此，执法者常常认为某人据推断就是有罪，只是证据不能形成锁链，宁可错判、轻判，而不可错放。甚至认为，你确实有罪，只是我们目前还没有确凿的证据，但关押你，判你刑总是不会错的。表现在执法时就是有的案件久拖不决、严重超期嚣押，等等。

　　从“有罪推定”向“无罪推定”理念的转变，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转变，更是一种认识方法的转变，需要一个比较长时间的过程。除刑事诉讼法作必要的修改，确立有限制性的沉默权外，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还要在认识上有所转变。
　　1.正确认识探索“反对自我归罪”的规则。在我国刑诉法修改之前，检察机关办理职务犯罪侦查案件时，可以尝试使用这一规则，一是在审讯中除嫌疑人自愿交代，不得使用任何方式、任何暗示，逼迫其供述有罪，我们的重点在于怎样使其自愿交代而不翻供；二是对刑讯逼供等非法方式获得的口供应当坚决排除；三是对嫌疑人自愿供述的，检察机关可以在公诉出庭时使用量刑建议，请求法院兑现“坦白从宽”的刑事政策。

　　2.正确认识“证据裁判主义”证明方法。证据裁判主义是“无罪推定”的核心内容之一。在这种证据方法指导下，一是必须坚持控方举证，任何证明被追诉者有罪或无罪的责任均应由控方承担。如果控方举证不能，则承担败诉后果，这一后果不能由被追诉者承担；二是任何事实的认定都要用证据加以证实，坚决杜绝推测、猜想、假设、想当然等方法证明；三是对证据不足的案件一律不准使用“疑罪从轻”、“疑罪高挂”的方法处理，而应有罪起诉、无罪放人。

　　3.正确认识口供的价值。口供的价值在于印证其他证据的真实性而不是相反，要将主要精力放在搜集口供之外的证据上。在初查阶段不得接触犯罪嫌疑人，一切围绕其他证据进行；在侦查阶段要将口供作为其他证据的补强证据而不是原始证据；在审查逮捕阶段主要不是审查口供，而是审查有无逮捕的必要性；在审查起诉阶段要有对每份证据的合法性、客观性、关联性进行怀疑的勇气，而不是重点审查构成何罪。

　　四、从重实体轻程序向实体与程序并重的理念转变

　　程序公正不但是依法治国的重要标准，也是人权保护的有效途径；既是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也是司法权威的根本基础。只有程序公正才能保证实体正义，只有程序正义才能真正构建和谐社会，才能使民众对法律、对法治充满信心。为此，笔者设想树立实体与程序并重的理念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承认程序公正的独立价值。程序既不是虚无主义的表现，也不是绝对的工具主义价值体现。程序具有独立的价值，自身必须符合正义的要求，即具有程序内容合理性原则以及不明确即无效原则。同时程序的参与者地位应得到尊重，即嫌疑人的自主意志、人格尊严和道德信仰应受到保护。在承认程序公正具有独立价值的前提下，规范我们的执法行为，彻底摈弃刑事程序碍手碍脚、妨碍惩罚犯罪的实体价值等观念，真正认识到它既有其内在的独立于实体正义存在的价值，同时也是实现刑罚效益的保证。

　　2.克服执法行为“随意、懒惰、无原则”现象。要使程序与实体并重必须克服本文上述的各种程序工具论的现象：一是执法时做到有计划、有规律、有预见；二是严格执行“一案三卡”制度，将执法人员的行为进一步规范，防止权力的滥用；三是查办职务犯罪讯问时，必须同步录音录像，这既是固定口供的较好方法，也是对侦查人员的有效保护；四是对违反诉讼程序的行为建立惩诫制度，一方面对非法证据坚决予以排除，另一方面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纪律处分，形成一定的保障机制。

　　3.改造程序结构中非正义性功能。虽然我们呼吁实体与程序并重，但现行程序法中非正义条文也为数不少，笔者建议刑诉法修改时应重点研究下列问题：一是侦查阶段赋予辩护人完全的辩护权；二是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三是对人身、财产权的限制应引入监督机制；四是研究符合中国国情的“沉默权”制度；五是建立特定证人拒绝作证制度。 www.dxs5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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