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公益组织从一开始公开、透明、理性、明确地告知公众信息，反而比模糊、随意、多变、零成本的承诺，更加可信和真实，有利于建立社会信任。

　　汶川地震后，面对巨大的社会捐赠额度，一个新的问题引起人们注意：怎么保障它被足量投入赈灾工作，能不能得到有效使用？

　　据媒体报道，印有科威特支援标记的救灾帐篷竟出现在成都某高档小区，引来“群民怒吼”，众多网友表示要缉拿挪用救灾帐篷的罪魁祸首，更有网友称已向中纪委举报。（5月22日《新快报》）

　　比较国际组织，包括香港公益组织的行为，我们的问题在哪儿？

　　首先，二次捐赠途径为主的漏洞。灾后有网站和研究者调查，结果非常类似：80％以上的人通过行政途径捐款，其中60％是通过自己所在单位。单位和居委会募捐的一个直接问题是：接下来的捐款给了谁？专业捐赠途径不发达，使得捐赠中多转一道程序，为监管造成流程上的漏洞。

　　其次，更多依托良心而不是程序。一些公益组织负责人常说的一句话是请捐赠者放心：我们绝对问心无愧。其实，对于公益组织而言，不需要让人们“相信”自己的公益性，而需要“证明”自己的公益性。国际上公益组织获得公信力的最关键因素，就是严格的监管流程，包括政府的依法监管，第三方独立审计，详尽的审计报告，充分的信息公开，开放的社会监督体系等。例如乐施会针对紧急救援项目还设立特定监察程序，严格原始证明制度，公开所有款项运转。正因为从不信任出发设立制度，才发展出相对良好的社会公信力。对中国的公益组织而言，如果能够说“不要相信我，请追踪赈灾过程，公开捐赠记录，核对购买价格，统计发放结果。”那么我们的公益组织才算走向成熟。

　　第三，流程的不确定性较大。例如，针对行政费用比例，在同一个组织的信息里，却可能出现30％、10％、5％、“很少”、“没有”等不同说法，表现出流程的随意性，令人对资金运作不能放心；另一方面，说明组织的管理缺乏理性计算，甚至可以做出“没有行政费，没有留用资金”的承诺（《每日经济新闻》5月22日）。很多国家都要求，募捐机构有明确的告知责任，需要向捐赠者明确出示含有组织宗旨、募款目的、经费使用监督、行政费用支出等的文字。所以，如果公益组织从一开始公开、透明、理性、明确地告知公众信息，反而比模糊、随意、多变、零成本的承诺，更加可信和真实，有利于建立社会信任。

　　第四，社会资源的可选择性较少，可能影响使用的绩效。一般而言，垄断性、集中性的资金使用容易出现低效问题，所以社会捐赠有多元选择机制就非常必要。有网友无奈地评论：我从不怀疑有这些问题，但是看到无数的亡灵，我只能捐钱。解决这种无奈，只有拓宽募款的渠道，通过社会的选择，提高资金使用的绩效。

　　目前，审计署已经着手对汶川地震救灾款物的专题审计，相信这有助于提高慈善公信度。但公益组织要发展自己的公信力，终需避免上述问题。短期言，从良心、无私，走向程序、精确化管理、多元监督机制；长期言，发展更多元化的社会组织、专业捐赠途径，以及独立运作的组织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