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梓林是万科旗下《万科》周刊的特邀撰稿人。2004年，万科成立20周年时，他在周刊上发表了一篇纪念文章，标题有点怪：《5 15≠20》。文章中提到一件15年前的事：当时王石代表万科接待共青团中央一个考察团，而郭梓林正好是那个考察团的成员。谈及深圳人的新观念时，王石讲了一个万科的真实故事——

　　一位女职员结婚了，按当时习惯，只有男职员才能分房，但万科坚持市场、平等原则，也给她分配了住房。一年后，这位女职员要离婚，在传统体制下，公司一般要扮演“劝合”的角色。但是，万科向女职员表示：如有需要，公司可帮助请律师。

　　梓林在文章中说，当年听完这个故事，颇受震动，深感市场经济环境下与传统环境下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反差竟是如此之大。直到今天，他还记得这件事。

　　改革开放之初创建于深圳特区的万科，或主动或被迫地，从一起步就与市场贴得比较近，并且成为最早一批公开上市公司。职业经理人中较多年轻人，容易接纳新观念：工作中，做透明不做封闭，做规范不做权谋；生活上，追求个体自由、个性张扬。久而久之，形成了万科的企业文化，核心是：尊重人。今天，万科把“尊重人”阐释为：平等、契约、分享、包容—而这四种理念的源头和基础，是市场精神。

　　就在那次考察深圳后的第三年—1992年，郭梓林辞去公职下海创业了。今天的梓林已经是科瑞集团副董事长、北京大学产业与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研究员，既是出色的企业家，也是有成就的学者—他的经历也是“市场精神”的很好注脚。

　　近年来，梓林笔耕不辍，出版多部着作，引起财经界、学术界广泛关注。即将面世的新着《王朝投影—〈大明王朝1566〉对中国企业家的启示》，是一部观今思古、由古入今的难得之作，立意独到，蕴含深刻，既对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作了深入的解析，也结合当下中国企业面临的问题，提出了一些非常有启发性的看法，读来令人眼前一亮。

　　梓林在这部新书中提出了一个命题：“帝王思想是中国企业家的精神母乳”。命题是否成立？我想这是不言而喻的。

　　中国有两千多年的专制历史，在上层，是君主专制；在基层，是“家族本位”的社会结构。家族与国家相似，权力和资源都集中在上。在家族内，族长就是一个局部的皇帝，几乎具有生杀予夺的权力，甚至常常滥用私刑。在这种传统文化中长大的每个人，头脑里或多或少都会有帝王思想的“基因”，企业家也不例外。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伦理，对企业家行为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一人在上、众人为下的运作结构坚固不破，企业家个人对团队的聚散离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是不争的事实。

　　梓林在书中提到，西方市场经济是在否定王权绝对统治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而我们的制度选择是被动的，改革是自上而下进行的，因此，市场经济起步背景不同。于是，在这个过程中，尽管所有制和分配方式正在逐渐发生变化，但社会观念的进步却严重滞后，企业家很容易成为自己企业内部的帝王，颛顼自大，热衷权术，且乐此不疲。这样看来，“四个现代化”还应该再增加一个“观念现代化”，中国才会真正走向现代社会。

　　古代帝王之术首先就是一种御人之术，用今天的话说是一种组织方式，它的行为特征是专制、善用权术。中国企业家热衷于帝王思想的重要背景是，新兴企业发展壮大到一定阶段，组织方式已经成为决定企业未来发展的瓶颈。

　　这是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才遇到的问题。2006年，中国民营经济规模已经超过GDP的65%（中国工商联《中国民营经济蓝皮书—2006》），营业收入超过100亿的有58家，纳税额超过5亿元的有36家，员工人数超过1万人的有96家。当一家企业达到这么大规模时，如何持续、有效地把人组织起来，就会成为企业家面临的重中之重的任务。

　　就像德鲁克所说：“当企业的规模扩大到需要职员佩戴工卡才能叫出名字的程度时，原先那种痛饮啤酒的交际方式在公司里已经行不通了。”在中国，原先那种痛饮二锅头的交际方式在新兴企业里也已经行不通了。

　　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中国企业家选择帝王思想？

　　第一个原因，产权相似。新兴企业在创业和起步阶段，绝大多数是私人企业、家族企业的形式。从产权结构上看，它们与古代王权专制国家的“家天下”是一样的。

　　第二个原因，成本较低。正如梓林所说，“从本土文化中获取思想的成本比较低，不要读MBA，不要花钱，你可以很容易从小说、评书、历史故事中学到。按照经济学的观点，一种组织的结构建立和相关制度的安排，如果能够从传承获得就比较便宜。而引进一个新的制度，成本往往比较高。”

　　但我相信，长期来看，企业家帝王思想的这两个生长基础将逐渐被市场经济的发展消解，一点一点被市场精神取代。

　　从产权方面看，越来越多民营企业改变单一股权结构，走向公共化。2006年的民营企业500强中，上市公司或控股上市公司有156家，其中国内上市124家，海外上市32家。据调查，有90%以上的企业重大事项决策权集中在董事会和股东大会。

　　随着资本市场和企业本身逐渐成熟，这种趋势会越来越明显。产权结构的变化，将会改变企业家的思考和行为方式，使他们更多根据市场规律来办事，更加认同市场精神。

　　从成本方面看，以人为本的精神、市场经济的观念将越来越深入中国社会大众的意识中，使得专制和用权术的成本越来越高。更多受过西方教育的职业经理人加入新兴企业，加上中国企业出色的学习能力，使得采用西式管理的成本越来越低。这也将促使中国企业家更加倾向于选择西式管理，选择市场精神。

　　此外，中国新兴企业目前绝大多数是第一代企业家当家。随着时间推移，它们都将面临接班人的选择问题，而“接班”是企业基业长青不能回避的问题—这方面，恰恰是帝王思想、帝王体制的弱项。相对而言，建立在市场和民主基础上的西方现代体制则较好地解决了组织领导人平稳接班、顺利过度的问题。

　　这几个方面的变化，都会迫使中国企业家断掉帝王思想的精神母乳，选择市场精神。从欧美的发展历史来看，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自由平等的人文精神，是帝王思想最好的消解剂。而自由平等又会激发人的创新和冒险精神，造就企业家精神，最终推动经济发展—我相信，中国市场经济和社会观念的演变，也一定会合乎这个趋势。在此过程中，市场精神也最终会取代帝王思想，成为企业家新的精神母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