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和包括支书村长在内的村干部都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自己也认为应该带领大家致富，但每一次上项目的失败他们都要承担很大责任。只能说，他们缺少经营能力。但是，仔细想一想，我们能指望他们必须具备经营能力吗?能指望每一个村子里都有出色的经营人才吗?更进一步，即使有了出色的经营人才，他们一定愿意从事公共服务事业吗?换句话说，我们能指望每一个村子里都出一个吴仁宝式的人物吗?

　　很多人期望着村民主选举能选出一个能人，期望着选举能地来大的变化，且不说民选的村委会也不得不完成国家尤其是乡政府强加的任务以至于有的地方本来大家公认的好人一当选就变成了"孬种"，这种对贤能之士的期望本身就是不切实际的。一个村庄里未必能找到经营天才，即使有，在市场经济的今天，他也可能到更广阔的市场空间里寻求报偿，而不一定非要从村子里的政治交易中分一杯羹。所以，对民主过高的期望在很多地方注定是失望的。民主选举如果能够带来村民认可的秩序，又能够保护弱者利益也就够了，至于经济能否迅速发展，这要看运气了。

　　而且，我们也应该看到，江浙一代很多集体企业正在不得不私有化，集体财产要付出很高的监督成本，从成本考虑，公有经济注定只能限于公共产品的提供，政府过多介入市场经济带来了很多弊端，虽然能够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集中力量利用了短缺经济的空间获得了大的发展，但终究不能形成真正强大的市场主体，最后不得不改制。至于华西村，那个例子太特殊了，吴仁宝太强了，不具有可复制性。唯一可复制的，也是最可靠的，是制度。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北孙村政府没有带领大家发展起来集体经济，这并不应当强求的。所以，总的来说，北孙村政府还是不错的。

　　三

　　那么，北孙村是否就不需要民主选举的村民自治了呢?到底怎样理解民主和村民自治?北孙村是一个典型的靠个人魅力统治的村庄，从现实状况来看，有了这么一个能干的公正的廉洁的人，似乎不需要村委会选举。但问题在于，这样的状况能否一直持续下去。这是一个古老的人治与法治的命题了。不是简单地说哪个好哪个坏的问题，在某些情况下，个人能力可能超越群体，人治也能带来巨大好处，但是，人治必然会破坏法治，法治却未必能阻止人治的产生——当社会强烈需要人治的时候。因此，人治是不需要建立的，而法治需要花很大力气建立。就北孙村而言，现任书记的人治是靠个人魅力自然建立的，当他的魅力消失的时候或者他本人消失不需要人治的时候，法治就要起到作用。而要想让法治及时起作用，就需要法治经常性的运作。

　　北孙村实际上也有了定期的民主选举，现任村主任就是1999年底选出的。在1200多张选票中，现任村主任得了900多张。村主任本来就是原来领导班子的二把手，选举没有改变原来的领导班子。但是，如果选举是公正的话，这样的选举仍然是很有意义的，意义不在于结果选出了谁，而在于通过选举表达了不同的声音，正是这种定期的不同声音的表达保证了当现任领导不能胜任或者有更能胜任的人出现的时候，现状就改变了。在中国农村，在一个小的社区内，不可避免的一个现象是，人治的光辉经常能够掩盖了保守的法治。但是，我们不能据此否认法治的功能，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民主的意识形态就一定要选出新人从而剥夺人治能够起到的作用。我们既要看到北孙村这样的现实是好的，也要看到人治很难持续可靠，法治仍然是很重要的;村民自治重要的在于法治程序，而不在于选举的结果。在我们推广法治的时候，既要避免法治无用论，也要避免法治的意识形态化。

　　当然，北孙村可能也存在问题，这样的治理模式可能出的问题通常是民主选举起不到作用，变成一场政绩的表演。也正因如此，在权威治理的模式下，更要重视民主法治的建设。

　　许志永20XX/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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