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但是，从60年代末、70年代初起，高等学校中对于道德教育与公民教育的忽视或取消的状况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从60年代起，欧美发达国家普遍发生了激烈的社会动荡与社会变化。民权运动、妇女权利运动、越战问题、大学学潮、环境保护运动不断发生，水门事件、贿赂、贫困、堕胎、吸毒、同性恋、安乐死、试管婴儿、用病人进行医学试验及残疾人权利等直接涉及道德与价值问题的事件与难题，以空前强大的压力出现在每一个公民与公共机构面前，并要求人们就此作出判断、选择与行动。然而，一方面由于传统价值观念的崩溃与传统道德教育在各级教育机构、公共机构中的衰落，另一方面由于在社会上还没有或者说不可能出现一种可让人们拿来解决如此众多复杂的道德与价值问题的灵丹妙药，即一整套明确、固定与普通的道德价值观念或道德规范体系。这样，一方面是社会机构与公众在这种社会变化与道德困境前不知所措，另一方面是他们的道德素质或水平的迅速下降。正是在这种状况下，教育界、公众与公共机构开始意识到道德问题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并呼吁要加强党校、特别是高等学校中的道德教育。盖洛普民意测验机构曾在1975—1976年度作过一个调查，其结果表明，在美国，有2/3的人认为，学校应在学生的道德发展方面承担起重任。在欧美发达国家，几乎有一半人口受过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本来，这些人在大学受教育的时期也是其发展道德品性与价值观的重要时期，但是，大学生们的道德与价值观状况怎么样呢?一方面，由于传统的教会与宗教教义对于高等学校与大学生已失去控制与影响，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念不再为大学生们所接受，在道德与价值领域，“上帝死了!”，那么，在复杂多变的新的社会生活与道德价值问题面前，“青年学生们到何处去寻找诸如关于宇宙、社会关系等难题的答案呢?”另一方面，青年大学生们在道德品性与价值观问题上的实际状况是令人担忧的。有调查材料表明，大学生们承认，在过去的30年中，大学生们在课堂有过作bi与欺骗行为的人数比例在明显增长，大学生们越来越缺乏利他性，越来越专注于利己目标;在过去的15年至20年中，大学生们越来越希望自己“有很好的经济状况并使个人获得别人的承认”、“拥有支配他人工作的职权”;相反，对于政治事务、参与社团活动计划与改善环境的活动的兴趣越来越低;在最有能力的大学生中，只有5%的人预备将来选择在政府部门服务，在各项选举活动中，18—24岁年龄组的学生参加选举的人数比例持续下降，而且其下降速度比任何其他年龄组要快。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要求在大学建立一种“健全的道德教育”，以帮助大学生选择更高的道德标准、对团体与社会具有更大的公民责任心。有人指出，在道德与价值领域，“当我们失去了熟悉的路标，即使是有疑问的路标，我们还是会感到不安。世袭秩序的解体和已有权威的消失只是由不稳定的自愿机构的纪律代替了。”这些不安和疑问如何消除呢?“我们必须转向大学，它们是一种世俗化的教会。” 于是，从70年代初起，大学又开始了对道德问题与道德教育问题的重视。首先是一些道德哲学家、神学家、法律教授和社会学家发表文章讨论各种实践中的伦理问题;后来，有关个人生活与专业行为的伦理问题的课程出现在大学与专业学院的课程体系中，如医学院中设置医学伦理学以讨论堕胎、安乐死、病人医学试验与试管婴儿等问题，在行政管理学院讨论政治界的丑闻及其涉及的道德问题，在商学院讨论商业中的欺诈等问题，在工程学院中讨论工程带来的灾难问题，在新闻学院中讨论新闻中的虚假报道问题，在法学院讨论水门事件等问题;美国律师协会曾要求法学院系的主任们将专业责任心的教育作为律师资格教育的要求之一。在大学与学院中，实践伦理学与道德推理课程已逐渐渗入本科生的课程体系。以美国为例，在70年代后期，全美大学中这类应用伦理学课程已超过1000种。在德国大学的医学院、法学院等专业学院中也普遍设立了各种专业伦理学或应用伦理学课程。从性质上看，这种课程同20世纪初叶前的道德哲学课、哲学研究课的目的与方法是根本不同的。 与此同时，大学还采用或创造了一系列道德与公民教育的措施与活动，如指导学生制订行为规则并公正地执行规则、指导学生参加社团活动(服务)计划，采取一系列措施改善与创造大学的道德环境及其道德标准与道德气氛等等。这些措施与活动取得了一定的结果，但也引起了如伦理相对论与灌输等重要问题;而且，从学生道德发展的角度看，其结果也不十分理想，1986年的美国教育部长贝内特在哈佛大学的演说中甚至说：“在形成学生的道德辨别力的责任方面，我们的大学与学院做得怎么样呢?除了极少数学院——大多数宗教与军事学院外，高等学校在这个问题上是没有什么作为的”。1989年，卡内基高等教育委员会的报告则指出：“在美国高等教育的几个目标中，‘培养公民的普通教育’显然是最不成功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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