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为建设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有重大贡献，他结合中国革命文学的发展过程和现状，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了现实主义观、大众文艺观和思想改造观等重要理论命题。

　　他的《普罗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一文最初发表于1932年3月，在左联刊物《文学》上，它全面总结了文艺大众化讨论。"工人、农民，一切贫苦的民众，他们有自己的私人生活，他们受着宗法社会和封建观念的束缚，他们也有恋爱，他们也有家庭，他们要求生活，他们要求解放。"[5]（P474）当时中国文艺界等级森严，仍然受着封建思想统治，几乎没有普罗文艺的位置，白话文学不能满足工人、贫民、农民等劳动群众的审美需求。

　　瞿秋白号召创作一种属于大众的文艺，要求作家深切地了解现实生活，用无产阶级的"感觉"描写他们的生活和斗争，要对现实进行充分的描写和表现，要呈现出"活人"的真实生存境遇和精神状况。他反对一切"没有失败，只有胜利" [5]（P478）的团圆主义，反对好人很好，坏人很坏的主观主义和"反革命的一定是只野兽"[5]（P479）的脸谱主义。 www.dxs56.com

　　作家应该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去描绘工农本真的生活。现实主义的描写方法是普罗文艺的一般创作方法。这要求普罗作家要从无产阶级的观点出发来反映现实，通过具体的形象，用"描写"、"表现"的方法揭示阶级斗争，揭示历史发展的必然。

　　20世纪40年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进入到了一个中国化时期，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标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毛泽东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发言。这是一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文献。

　　关于文艺批评的标准，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一个重要内容。"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的标准，一个是艺术的标准。"[6]（P56）同时他又指出："我们不但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也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艺术标准，各个阶级社会中的各个阶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6]（P58）按政治标准来说，一切有利于抗日团结的，就是好的，按艺术标准来说，文艺作品要有较高的艺术性。

　　"文学作品作为观念形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脑中的反映的产物"[6]（P48），所以革命作家要投入到水深火热的斗争当中去，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应当是"比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有普遍性。"[6]（P49六个"更"字实际上指的就是典型化原则。

　　文学创作典型化的过程就是把生活提升为艺术的过程，典型化是把平淡无奇的生活提高为艺术美，是艺术美表现出生活美索不能显示出来的境界。值得注意的是，在典型化过程中，不能脱离对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的描绘和人物性格的塑造。同时，毛泽东要求革命的政治内容与艺术形式要完美地统一起来，一部作品的思想政治倾向总是通过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表现出来。毛泽东所说的政治和艺术，有着史学和美学的内涵。 www.dxs56.com

　　1948年3月，《大众文艺众刊》问世，这是继1945年之后对胡风发起的又一次批判，胡风对这一切的反应就是写了《论现实主义之路》。胡风从理论上对文艺进展的探讨，对文艺、现实与人民的关系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参考意义。

　　他指出作家必须要从实际出发，从"具体历史或现实"出发，才能回到现实并指导现实。他认为抽象的"爱国主义"冲淡了文学应有的任务，呼吁作家们在创作方法上，应当以坚实的爱憎真切地反映生活形象，表现真实的历史动向，和人民负担、潜力、觉醒、与愿望，防止空洞的叫喊和冷淡的描写。胡风在《关于田间的诗》中写道："作家的诗心要从'感觉、意象、场景的色彩和情绪的跳动'更前进到对象（生活）的深处，那是完整的思想性的把握，同时也是完整的情绪世界的拥抱"[DXM3] [7]（P600）。

　　胡风还提倡"向人民学习，和人民结合"[DXM4] [8]（P557）要汲取"真是但却沉重的、活的、具体的、各种各样的担负生活的永生力量，各种各样的夺取生路的求生愿望，以及怎样把这些力量这些愿望禁锢着，玩弄着，麻痹着，甚至闷死着的各种各样的精神奴役的创伤，甚至在你自己身上也用着另外的或相反的色度沾上的创伤，不能是憧憬里的清一色的优美"[8]（P557）。也就是说和人民结合意味着深入现实生活，感受人民生活的辛酸，人民的真实的欲求，因为他们的处境和精神是历史进程的浓缩体现。

　　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期，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其中包含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文艺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是1979年10月30日邓小平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所作的祝辞，是阐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着作。邓小平在《祝辞》中对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进行了历史的具体的评价，提出要尊重文艺特性，广泛吸收营养，实现为人民服务和百花齐放的统一。 www.dxs56.com

　　邓小平指出：我们不是要求"文学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9]（P255）。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文艺要完全脱离政治，"文艺不可以脱离政治。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9]（P255）同时邓小平强调文艺要以人民为对象、创作要以生活和思想为源泉。

　　人民需要艺术，艺术也要满足人民的审美需求。艺术家要自觉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素材、主题、情节、语言和诗情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邓小平认为在尊重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的同时，文艺工作者还要不断丰富和提高自己的艺术表现能力，创造出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的艺术形式。邓小平深化了"美学的历史的观点"的中国内涵，并对新时期的文艺创作提出了新的设想。

　　三、结语

　　恩格斯对歌德的评述为我们今后的分析[DXM5]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典范，其美学的历史的文学批评观点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基础，"美学的历史的观点"对后来产生的影响是无法比拟的，直到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研究价值。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发展既与中国本土的现实有关，也与中国革命的进程密切联系。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实践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走过了它萌芽、发展、曲折前进、突破的过程。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